“民工荒”蔓延内地的意味

以“民工荒”从沿海向内地蔓延为标志，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开始从“无限供给”转入“有限剩余”的新阶段

 文/《瞭望新闻周刊》记者 林嵬
    尽管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1.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，但“民工荒”却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之势。我国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河南，目前在纺织、煤炭等行业相继已出现“招工难”问题。
    中国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些专家指出：“民工荒”的蔓延是一个转折性标志，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开始从“无限供给”转入“有限剩余”阶段。经过这一拐点，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将会经常出现。

    从“无限供给”转入“有限剩余”
    劳动力“无限供给”概念是由西方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。指的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，劳动力非常丰富，不用增加工资，就可以源源不断地雇到劳动力。但目前，在廉价劳动力表面上仍用之不尽的情况下，我国劳动力供求已悄然变化。
    据了解，广东省虽然已吸纳了1900多万农民工，可年用工缺口仍达200万人。去年8月以来，河南快速成长的纺织、服装业突遇缺工“寒流”，郑州一些新建的裤装企业不能完全开工。记者在劳务输出大县罗山了解到，当地两家大型纺织企业——龙马公司和博润公司，今年缺工都在30%以上。
    一些工种的工价大幅上涨是劳动力短缺最直观的反映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调查，2006年，沿海地区建筑企业、机械制造企业愿意支付给新员工的月工资已达1000元，接近刚毕业大学生的工资，而2003年，这一数字仅为600元。
  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，全国20%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，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子里，16～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，劳动力短缺是目前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。原先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“蓄水池”，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“无限供给”则出现了拐点。
    河南省信阳市总计350万名农村劳动力中，已有186万外出打工，其中青壮年占80%。固始县陈淋子镇干部彭元锋说：“全镇的劳动力输出量已连续三年没有增加。”信阳是茶区，由于青年女性劳动力大量外流，目前采茶还得从外地招人，今年采茶工缺口一度达3万人。
   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《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研究报告》指出，2004年，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，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%。而且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，到2011年左右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，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。
   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：“虽然近期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绝对数量的短缺，但结构性短缺的端倪已现，开始进入‘有限剩余’新阶段。”

    劳动力“结构性短缺”为何提前到来
    蔡昉的课题组预设了包含经济增长速度、就业弹性、新增劳动人口等因素在内的数学模型。研究发现，以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弹性，2004年中国新增劳动人口供给与需求已达到平衡，今后每年都会发生供给缺口；即使最保守估计，到2009年，供求拐点也将出现，未来劳动力增量要全部*农村劳动力转移。
    为何中国会在总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出现劳动力“有限剩余”呢？河南省邓州市刘士龙一家打工经历颇有代表性。刘士龙说：“我的两个儿子前几年都在外地打工，从2004年开始回家种田了，一方面他们都四十多岁了，干不了重活，另一方面现在种地也不少挣钱。”
    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说：“什么样的资本原始积累结构，就形成什么样的利益结构。据我这些年的调查，南方许多‘三来一补’加工贸易型外向企业，‘第一桶金’均来自圈占土地、占有级差地租收益，‘第二桶金’来自于外来打工者提供的‘剩余劳租’。目前的既得利益结构，奢侈地吃光的‘地租’和‘劳租’，企业又没有留足研发资金，导致一般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，而杀价竞争又造成企业利润不断摊薄，一些企业只能与地方政府联手，继续维持原有的低工价、无社保、无权益的运行模式，这才是一些地方出现‘民工荒’的体制性弊病”。
    蔡昉则认为，如果没有户籍、就业歧视、教育不公等人为障碍限制，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不断转移，直到农业与非农产业所获得的报酬相同，但由于存在制度障碍，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提前减速。另外，每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同，不可能出现该转移的人都转移的情况。
    河南省邓州市市委书记刘朝瑞说，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多项扶持“三农”政策的出台和落实，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。如果外出打工收益不能补偿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部分，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数量就会出现下降。专家指出，在美国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2%，而为农业配套服务的人员则占15%。随着一些传统农区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，一部分农民将就地从一产转向农村二、三产业。河南省临颍县近年来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迅速，吸纳16万农民就业，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6%。
    一些专家指出，近年来我国城市的就业形势有所好转，相当一部“隐性就业”未能列入统计报表。一些国有企业也大量雇用农民工，但企业的就业报表上不显示；一些个体工商户雇用劳动力也很难统计。蔡昉估算，我国报表就业人数比真实就业人数少1/3左右。

    珍视“人口红利”改善民工待遇
   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表明，从1978年到1998年，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，资本的贡献率为28%，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%，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。
    蔡昉说，过去1/4世纪，中国经济获得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、劳动力供给充分、人口抚养比低的“人口红利”，在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外，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。随着城市乃至整体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，劳动力供给开始趋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中国过早地迎来了劳动力短缺，呈现“未富先老”的人口结构。我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/5，但老龄化程度却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。
    河南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，目前全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718万，占总人口的8%，而且本世纪前二十多年，将是河南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。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俊哲说，经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，而现实情况是，河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1000美元，就出现了典型的“未富先老”现象。据专家评估，河南今后15年左右仍将处于分享“人口红利”的黄金期，但这已是“最后的晚餐”。
    蔡昉指出：“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比较优势，但随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，这种优势正在失去。沿海的一些制造业企业表示，由于过度竞争，给工人每人每月增加10元钱工资就承受不了。中国在资本还不足以替代劳动力的情况下，如何通过立法和推进劳动力制度改革，在不伤害市场机制的前提下，处理好劳资关系，确立新的竞争优势，是一个全新的课题。”
    温铁军指出：“中国的一般制造业*劳动力优势维持了10多年的高增长，按规律，应进入工价和劳动福利提高的阶段。当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农民工工资，落实各项保障。如果能挣到更多的钱，农民为何不出来打工呢？”
    刘俊哲说，从经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，在人口老龄化进入高峰期的20～30年前，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，因此，在分享人口红利时，要抓紧资金储备，以应付后期面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压力。